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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法治文化培育
[发布日期: 2017-10-11 ]  本文已被浏览过此处显示稿件总访问量

   高淳区司法局 王玉霞

  近日,以建设法治中国为主题、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成就为主线的六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在中央电视台热播。该片内容涵盖法治建设主要方面,既有权威、严谨的理论阐述,突出思想性和理论深度,又有丰富、生动的案例故事,体现人民群众因法治进步而不断增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强烈共鸣。我们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实践主体和推进力量,应当把握机遇、勇于担当,坚守法治信仰,深化法治理念,践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法治中国建设者、捍卫者的职责。司法行政机关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应当有更大的作为,要努力让群众在每一次公共法律服务中感受到实惠。

  法治中国的建设内容非常之多,涉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方面,但是最为基本的则是法治文化氛围的形成及其深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引领和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启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决定》鲜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性,着墨不多但意义重大。本文就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法治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凝聚于社会大众内心的、具有相当稳定性和发展惯性的社会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积淀和时代反映。文化的涵义广泛,不同的文化模式和类型都具有其独特性,法治文化作为社会法治的精神内核,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特征。

  (一)法治文化的一般内涵

  法治文化是与人治文化相对立而存在的进步文化形态,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社会治理和运行方式的群体理性思维和群体理性行为模式,是法律制度在社会群体中的精神凝聚,是法治精神的社会外化,它规范、引导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其实质和核心是一种现代人的法的文化共识、法的价值取向和法的行为方式。

  (二)法治文化的一般特征

  法治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类型,既有一般文化的共性,是社会存在的精神凝聚,具有参透性、深层性、传承性等文化共有特征,同时也具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

  1、强调法律法规的人文价值。法律不仅仅是客观事实的规定,它还是一种价值尺度,内含着人文价值。培育法治文化,就是要将法律制度内含的人文意义彰显出来。

  2、强调社会秩序的制度建构。法治文化强调优良秩序的主体基础是理性的制度而不是理性的人,法治文化与人治文化是构建社会秩序的两种完全对立的文化状态,前者是从社会治理的制度出发(后者主要从治理社会的人出发),去思考优良社会秩序的基础。在人治传统的文化中,人优先于制度的观念深入人心,一般比较强调道德的人对社会秩序构建的重要性,即优良秩序的主体和关键一般不是在制度而是在官员,强调有好的官员就有好的制度和好的社会秩序。恰恰相反,在法治传统文化中,制度优先于人的观念融入社会精神之内,强调优良秩序的基础是理性制度,以改革和完善政体构造与制度规范为要点。

  3、强调社会道德的最低限度。道德与法律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两个重要尺度,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构成了社会秩序,理解法治文化的独特性,必须正确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联与区别,就一般意义而言,法律只是一些要求人们整体上普遍做到的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它通常是维系社会文明秩序最低限度的行为要求,而道德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约束。法治文化强调的就是法律并不苛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道德上的圣人,它是对于社会道德的最低限度规定,是一些基本的行为价值规范。

  二、法治文化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关系

  法治文化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对法治中国建设起引导作用,法治中国建设是法治文化的具体实践,为法治文化增加活力源泉。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第一,法治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起引导作用,法治中国建设是法治文化的具体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部分中指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这是对西方宪政文化的积极借鉴和汲取;它指出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即要求解决行政执法主体权责不一、多头执法的问题,解决行政执法缺乏程序性问题,这其实是对英美人的一种法律传统程序正义即“看得见的正义”的践行;它指出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裁判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对“三权分立”学说的有益借鉴。总体看来法治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先进部分,它引导中国法治建设的方向,争取国际法治主动权,同时,法治中国建设,是法治国家在中国这个地理、政治、经济意义上的一个具体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一个具体实践。

  第二,法治文化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保障。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问题,但法律在社会会生活中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有多方面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全社会法律信仰的缺失和法治理念的不牢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治文化的发展程度彰显的是法治水平的发展程度,法治文化通过实践中的潜移默化的教育熏陶,使人们的行为符合法治的要求,而人们的法治行为受内心的法治价值观念所支配的。因此,自觉的践行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推进和实现法治中国的建设将是人们内心不断追求的目标。

  二、法治中国建设中法治文化培育面临的困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法治文化的内在支撑。就目前来看,我国法治文化的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还面临着诸多的困境。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法治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长期沉淀过程。虽然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现代法治文化的根基,而有着极为深厚的人治文化传统,以至于其在许多方面都与现代的民主法治存在矛盾和冲突。

  1、中国传统社会有法律文化而无法治文化。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发展,形成了丰富的法律文化。从商鞅变法开始,历朝历代都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文典,在当时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纵观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即便法律制定的多么完善,它所强调的核心思想是巩固君权的至高无上性。现代法治主张法高于权,而传统人治文化主张权高于法。故法律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沿承中没有孕育出一种更为深刻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法治文化体系。

  2、中国传统社会民众息诉观念。在儒家思想统治中国的几千年间,“礼”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人们之间的行为无不受礼制约束。“和睦无争即为合礼,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历朝历代对争讼之人有严苛的法律规定也使得普通民众不敢遇事便诉诸法律。

  3、中国传统社会民众权利与义务分离。传统人治文化强调的是权利与义务的分离。现代法治强调的权利与义务是辨证统一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如果说过去强调的主要是义务的话,现代社会则愈来愈主张权利本位。

  (二)现代社会的因素制约

  1、社会环境的人情文化限制。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人情伦理极其发达,重人情和人脉的观念渗透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人情和亲情是现代社会生活和交往的重要维系,但对于熟人社会的过分推崇和人情伦理的极度扩延,则会造成现代社会认同的法治文化的瓦解。就目前而言,我国社会公众的普遍心理共识就是在面临讼争时,首先想到的是通过各种方式寻求人情资源,而不是运用法律维护权利,正是这种人情伦理的极度蔓延,导致了在当代中国司法实践中以情代法、以情乱法等现象层出不穷,也使得法治文化的建构步履艰难。

  2、发展结构失衡,忽视法治文化培育的土壤。当今中国的发展失衡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失衡,还存在经济发展下的制度发展失衡。一切以经济为先,政绩压倒一切,使得社会不公平的因素大量存在,法制的权威得不到彰显,普通民众没有从法治的发展中得到实惠,也不可能将其内化到心灵深处。

  3、社会参与度不高,法治文化培育缺失平衡格局。在大部分民众的心中,法治文化的培育在更多人的心中与政府和法律工作者有关,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相去甚远,所以政府主导型的法治文化培育缺乏大众的参与热情。加之近些年,贪污腐败、徇私舞弊等问题突出,官本位、权力本位思想严重,阻碍者法治文化的推崇。法律制度建构在不断调整中,冤假错案等问题的出现,造成群众对法律缺少必要的信任。

  (三)时代发展的基础文化限制

  法治文化的全面推崇,要以社会市场经济的完全发展为基础,以民主政治全面实现为保证。然而,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中,法律在经济生活中应有的调整、规范作用还没有成为习惯;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还在体制改革的道路上,贪污腐败、徇私舞弊等问题依然突出,官本位、权力本位思想严重,阻碍着法治文化的社会推崇;理性意识也远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社会公众过度强调道德的审判,缺乏法治思维,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下的非理性传播,严重侵害了社会意识的理性推进;法律制度的构建还在不断调整完善过程中,冤假错案等问题的出现,造成社会群体对于法律缺少必需的信任。这些时代发展特殊阶段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对法治文化的构建形成了极大的阻碍,影响着法治文化产生的基础不断地加强。

  四、法治中国建设中法治文化的培育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培育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建立健全法治文化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法治文化的培育需要各种制度的保障。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部门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组织保障。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的社会工程,能否取得实效关键在于健全制度机制和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司法行政机关作为主管部门,需要充分发挥协调指导职能,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开展法治文化活动,为政府各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开展法治文化活动搭建平台。

  (二)强化普法宣传,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文化建设和培育少不了教育引导和文化熏陶两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这就需要政府、社会大力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其他主要内容。

  首先,注重法治理念宣传教育。法治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它反映人类文明的先进理念,这些理念要为社会公众所认同、掌握,就需要对它们进行传播和灌输。以往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把重点放在对现行法律条文的传播上,不够重视法治理念的培育,造成大多数人只能掌握显现的皮毛法,从而不能举一反三,不能明白法律知识背后蕴含的法治理念。因此,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应放在公众法治文化的教育上,放在公众法治理念的培育上。

  其次,丰富宣传教育的手段和方法。普法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网络平台以及其他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学校、家庭、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途径,有针对性地普及法律知识,提高社会主体的法治素养,增强法治意识,形成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的文化氛围。

  最后,加强重点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强化领导干部和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不断提高依法决策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将学法、守法、用法情况纳入考核体系,并作为领导干部任职升迁的重要参考条件。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特别要加强中小学教育,将法治教育单独设置为一门课程,使青少年从小学到更多的法律知识,培养法治意识,从而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

  (三)基层民主与基层法治同步推进。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紧密相连,互为条件,不可分割。民主为现代法治提供生存土壤。大力发展基层民主,民众能够在民主实践中学到法律知识,培养法治意识,树立法治理念。当前,要高度重视基层选举工作,切实保障民众的知情权、选举权和监督权,让民众感受到手中的选票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选举中来。同时,地方党委政府作出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时,要采取多种形式与民众沟通协商,充分听取民众意见,让民众感到主人翁地位。基层民主发展得越好,公众越能感受到民主的价值,进而追求以法治保障民主权利的实现,法治文化自然得到巩固。

  (四)立足本土特色,借鉴外部成果。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强调“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在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过程中,必须突出中国文化背景,立足中国国情实际,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同时又借鉴、吸收国外法治有益经验,将西方的法治文化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子融合起来。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虽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高度文明的法治文化,但也有源远流长的法律思想,这些法律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哲学,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公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充分吸收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推动法治文化的民族性建设。同时,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注重法治文化成果的借鉴。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中国是缺乏法治文化传统的,现代法治文化是以西方法治文化为基本坐标的。因此,在法治文化的培育中,要敢于移植、吸收西方法治文化的精华,将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社会大众所认同的本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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