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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问题浅析
[发布日期: 2017-11-22 ]  本文已被浏览过此处显示稿件总访问量

  雨花台区司法局 董坤

  未成年人犯罪和不良行为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对未成年服刑人员进行社区矫正,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刑罚执行的发展趋势。但是未成年在生理和心理上区别于成年人,决定了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除具有社区矫正的共性之外,还具有自身的特点。我国自2003年开始实行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把未成年服刑人员列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对象之一,由于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还处在摸索阶段,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只有通过完善未成年服刑人员矫正立法,加强矫正队伍的专业化建设,设立适合未成年服刑人员的矫正措施等,来帮助未成年矫正对象进行价值观的重建和社会关系的恢复,才能有效地矫正他们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从而促使他们顺利回归社会。

  本文以某区接受社区矫正的两名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为调查研究对象,并与矫正社工、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一起参与到矫正工作过程中,综合运用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科理论,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与探讨。

  一、 基本情况以及犯罪原因分析

  (一)基本情况

  虞某某,男,1999年8月8日生,汉族,高中文化,原南京某信息工程技术学校学生(大专在读)。2016年10月24日,虞某某,因犯盗窃罪、诈骗罪,被某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自2016年11月4日起至2019年11月3日止。

  唐某,女,1998年8月26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原南京某电脑学校学生(大专在读)。2015年8月31日,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某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缓刑考验期自2015年9月14日起至2019年9月13日止。

  (二)犯罪原因分析

  经过走访并调阅案卷,两名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虽然犯罪行为不同,但究其原因有其共性特征:

  一是家庭教育管理缺位。家庭蕴含着道德内化、心理纽带、经济扶助等多种角色价值。[1]调查发现,两名服刑人员的父母要么从事个体要么打工,对孩子基本上是无力管教或放任不管,父母在家庭教育上存在缺位,致使子女形成骄横乖戾、性格孤僻、情绪自卑、行为自私等内在人格,一旦遇到外界不良因素的诱惑或刺激,便产生偏激行为最终误入歧途。

  二是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两名服刑人员此前文化程度分别为初、高中水平,犯罪时所在学校均为职业技术类学校,此类学校在管理上普遍较为宽松,忽视对学生理想信念、法治文化、主流价值的引导教育,加之自我管控能力、法治观念较差,很容易触犯法律。

  三是分辨是非能力较弱。社会上亚文化现象,如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对于正在构建人生观、价值观的未成年人造成一定的冲击。未成年人普遍存在生理早熟,但其心智仍然不成熟,各种影视剧作、网络游戏、“校园暴力”事件等充满黄色、血腥暴力的内容,使未成年人难以抵御金钱、欲望等诱惑,潜移默化地成为犯罪诱因。

  二、目前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实践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尚未真正进入规范化推进阶段,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 有关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的机制尚未健全

  目前,《社区矫正法》尚未出台,我国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刑法修正案(八)》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33条虽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提出了八项规定,但仍停留在原则上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定。[2]尚没有实质建立一套区别于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制度、程序和机制。同时,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制度在立法形式和内容上独立性较低,相对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专设一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而言,社区矫正制度体现出来的少年司法只能属于附属刑,缺乏独立性。[3]

  (二) 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过窄

  从矫正适用法律的情况来看,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与成年犯适用情形一致,即分别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四种情形。在司法实践中,被判处缓刑、假释的未成年服刑人员所占比例较小。但值得关注的是,经检察机关裁定不予起诉的以及经人民法院判决虽构成犯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却未列入社区矫正范畴,但其再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风险极高,如不及时对这类未成年人进行矫正,不仅滋长了其侥幸心理,而且不利于其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法律初衷相违背。

  (三) 缺乏符合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方式方法都因过于原则性而难以操作,严重缺乏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项目体系。[4] 从当前开展的矫正活动情况来看,适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矫正项目严重匮乏。当前矫正项目集中在公益劳动、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技能培训、心理辅导、就业指导等方面,多数项目缺乏针对性、缺乏评估标准,较多项目显得程式化、形式化、虚化。[5]如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社区服务活动、工读学校参观活动,这些活动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和改造往往停留在表面,很多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对其行为性质认识不深刻,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反而觉得犯罪后也不过就是发发传单,学习一下法律知识就是惩罚了。在日常监管中,缺乏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区别对待措施。很多地方都同样要求其参加两个八小时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但又没有针对其特点的其他管束和教育措施,忽视矫正对象的个体特征以及差异性需求。

  (四) 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的专业化程度较低

  当前社区矫正工作机制,不利于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个别化矫正、专门化监管。司法所由于人员配置少、工作任务多以及可用资源有限等原因,不可能为少数几个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安排专人,也不可能为一个或少数几个人开设特定的培训或教育项目。[6]另外,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系统的派出机构,做的是司法行政调解、宣传、服务、帮教等工作,与其所承担的社区矫正刑罚执行职责形成一种分化,角色转换不易。没有足够的专业力量进入矫正专业队伍,没有专业性的监管、教育方法,缺乏刑罚执行的职业素养。专业化的不足带来工作方式的简单粗暴,任何问题都“一刀切”地以“问题摆平”为目的,以“维护稳定”为标准,[7]很难掌握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这一注重专业性、具有一定执行难度的工作。

  (五)社会力量的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活力不足

  随着社会化发展程度的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模式的不断改进,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虽然“两院两部”颁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3条提出社会力量的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即“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但是,《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于社会力量如何参与社区矫正并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存在参与的广度、深度和规范等方面的问题,如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的认识不足、法律依据和政策保障不健全、社会力量的专门化程度不高、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力量薄弱以及志愿者队伍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影响和制约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用的发挥。

  三、有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在初步分析了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检视了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工作存在不足后,经参考国内外较为先进成熟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模式,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对策或建议,以进一步加强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监管工作,促使其认罪悔罪、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

  (一)建议在矫正立法中设立专章规定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

  经2012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将未成年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为一个单张专列,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建立了未成年案件的强制辩护制度、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服刑人员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合适成年人制度;重申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该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和分别教育;规定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等。所有这些,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少年司法制度方面探索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和体系化的归纳,更是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路线指引。[8]

  对未成年罪犯的监管改造方法也要求与未成年人有所区别,这方面,1994年颁布实施的《监狱法》第六章作了明确规定。目前,结合我国未成年服刑人员的特点制定专门性的社区矫正法已势在必行,我可以借鉴国外如澳大利亚社区矫正法规中出台符合未成年服刑人员特点的《青年与社区服务条例》、《儿童<社区服务令>条例》、《社区服务(投诉、审查、监视)条例》等,使未成年服刑人员的社区矫正工作更具针对性、专业性。

  (二)适度扩大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

  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一种方式,一方面使人们改变对服刑人员的“标签”式的看法,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成长;另一方面社区矫正通过弱化监狱的封闭性、放宽未成年服刑人员的自由度,提供其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学习知识或技能,重塑人格树立生活信心,更好地融入社会,最终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因此,在规定社区矫正的四种情形的未成年人以外,有必要涵盖以下几种情形:1.检察机关裁定相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2.经法院审理认为构成犯罪,但决定免于处罚的未成年人;3.经法院审理认为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违法未成年人。使未成年人在违法犯罪边缘及时受到矫正干预,并通过专业人员的教育管束,增强法治观念和自律意识,弃旧从新、改恶扬善,成为守法公民。与此同时,建议设立未成年服刑人员缓诉制度,即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未成年人犯罪的各种因素,作出暂时不起诉的决定,待考验期届满后视其表现,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这样既避免对未成年人过早被打上犯罪烙印,也为其悔过自新、重返社会和今后的成长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9]

  (三)完善符合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

  当前,我们对于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处置措施比较单一,可以借鉴当前国内外未成年服刑人员矫正的成熟经验,根据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年龄、主观恶性、犯罪情节轻重以及社会危害性大小等特点,完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项目。一是对年龄较小、犯罪情节较轻、犯罪行为较轻的未成年服刑人员可以采取教育性为主、非监管性的社区矫正项目。具体包括赔偿、社区服务、训诫、赔礼道歉、家庭管教等。二是对于具有一定主观恶性、行为偏差较严重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主要采取规定时间内限制人身自由的社区矫正项目。具体包括家中监禁、电子监控、强制参加学校学习、强制接受职业技能等。三是推行“养育家庭”行动。养育家庭是指法院将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安置到一个替代的社区家庭,以满足未成年人得到类似亲生父母保护和监护的需要。这一项目为未成年服刑人员提供家庭的温暖,以亲情培养为纽带,达到教育、感化的作用。四是制定项目实施清单。在需求分析和工作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社区矫正项目清单,如认知类矫正项目、情绪类矫正项目、自控力矫正项目、行为类矫正项目、就业能力提升矫正项目、家庭关系修复矫正项目等。

  (四)推进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

  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职业化,必须加强矫正工作队伍管理,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措施与制度保障,规定职业规范和从业标准,加强教育培训,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一是建立资格准入制度。矫正社工除了要求通过国家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还应该重点强调行为矫正和心理矫正知识、社区矫正实务技巧等要求,持证上岗。二是健全职业培训制度。积极与院校、科研机构合作,建立培训和人才合作交流机制,定期开展技能培训和岗位练兵等,提升矫正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和实战本领。三是加强考核评价制度。以提升专业水准、注重社会效应为导向,采取行政考核和社会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制定相应的考评机制,并根据考核结果、职业能力、工作年限等综合制定相应的职业等级制度。四是完善薪酬激励政策。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和奖励补贴政策,切实改善矫正社工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和工作条件,真正“留得住人”,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10]

  (五)提高未成年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参与度

  与监禁刑相比,社区矫正的显著特征就是社会力量的参与。如果缺少社会力量的参与,社区矫正制度将无法运行。[11]2014年11月,司法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对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作出指导性、政策性意见。一方面,社区矫正针对的是社区服刑人员这个特殊群体的刑罚及教育矫正工作,其所包含的刑罚监管的职能应当也只能有政府公权力来完成,以确保法律的严肃性。但其所包含的教育矫正和心理行为矫正等内容,则完全可以交由有资质的社会力量来承担。另一方面,社区矫正是我国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价值的人本化、治理手段的多元化、治理效果的长效化。这必然要求包括社区矫正在内的社会治理模式,也要从过去政府来承担规划、设计、执行并担责的一元模式,向现代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共享治理成果的多于社会治理模式转变。[12]

  一是明确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参与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监督的途径和机制。应通过立法鼓励从事未成年教育的专业组织通过政府而购买服务的方式参与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教育和管束工作。这样,既能弱化社区矫正的刑罚色彩,又能保证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得到有效的教育帮助。例如,武汉市筹建社区矫正讲师团,推荐本区相关行业有专业背景的法律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专家、热心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志愿者等,建立自己的讲师团人才库,开展涵盖公共道德教育、法律常识教育、时事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多方面的集中教育活动,并借助省妇联“公益木兰”心理辅导项目,引导女性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调节,与区工会协同,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服务民生送技能”免费培训等。

  二是设立专门针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的社区矫正机制,确立以社区为基地,以家庭、学校、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参与的工作系统。定期对未成年服刑人员安排形式多样的帮助教育措施,将教育、挽救的方针体现在其中。[13]社区矫正与学校教育相结合,让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在学校继续接受文化技术学习、矫治不良思想和行为的教育矫治新模式。[14]应改变对未成年人的强制教育,由原本对具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特殊教育的半工半读学校,转变为提供多项措施的学校。包括工读班“托管班”各种生活技能训练班、职业技术培训班、文化教育补习班、提高班、专题讲座班等。可将其作为一种不限制人身自由的监管性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方式。[15]

  三是积极构建社会支持接纳系统,开展恢复性家庭教育。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性质,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才能更好地回归社会。因此,家庭要扮演社区矫正的重要角色,家长要积极配合矫正工作。全力做好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工作,努力创造温馨的家庭环境,消除其与家人的隔阂,让家庭全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使其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培养健康的人格。[16]同时,公检法机关要耐心做好工作,缓解家长的抵触情绪,从而为未成年服刑人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使其愿意参与矫正,认真接受教育和改造,从而健康成长。

  [1] 徐徐:《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再社会化研究——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载《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3期。

  [2] 李树彬、曹颖:《天津市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载《社区矫正评论》第五卷。

  [3] 林安民:《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缺陷》,载《当代青年研究》2014年第5期。

  [4] 陈海:《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之研究》,载《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期。

  [5] 肖乾利、李凤军:《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实施效果评估及其优化》,载《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6]上海市社区矫正立法调研小组:《社区矫正立法问题研究》,载《中国司法》2017年第5期。

  [7]禹得水:《国家治理视野下的社区矫正——以具有国情代表意义的G市为例》,载《社区矫正评论》第五卷。

  [8] 上海市社区矫正立法调研小组:《社区矫正立法问题研究》,载《中国司法》2017年第5期。

  [9] 杨琼:《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载《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35期。

  [10] 熊果:《浅谈武汉市洪山区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犯罪原因及帮教对策》,载《社区矫正评论》第五卷。

  [11] 吴宗宪:《社区矫正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

  [12] 张石玲:《当前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载《中国司法》2017年第5期。

  [13] 韩雪:《浅议我国社区矫正配套机制的缺失与完善》,载《法制博览》2014年第21期。

  [14] 李晟:《循证矫正理念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运用与思考》,载《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15] 程莹:《论未成年人强制性教育措施——兼论与社区矫正之契合》,在《未来与发展》2014年第1期。

  [16] 王克敏、张兆利:《心理矫正——帮社区矫正人员打开心灵之门》,载《人民调解》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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